到底他是只有搞笑的娛樂節目，還是帶著搞笑的政治節目？ 政治娛樂化的風暴，眾人之事卻淪為笑話比賽 任何人都知道，政治做為治理眾人之事，自然會是一件嚴肅的事情。

大家都說韓國瑜長得不像總統的樣子，但總統該像什麼樣？過去前總統蔣經國身材五短，前總統李登輝身材五長，而陳水扁是五短，馬英九又是五長，蔡總統應該算身材勻稱。2020總統大選唯一一場電視辯論會下午登場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、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3人首度同台辯論，直球對決。

韓國瑜指出，前總統陳水扁敗在一個字「貪」，前總統馬英九則敗在一個字，軟弱的「軟」， 蔡總統敗在一個字，架空的「空」。總統也要以身作則，並且任用清廉有效率的團隊從中國磁吸效應，到美中貿易戰，到台商的回流她說，每當台灣遇到困難，台灣人走出困境方法就是「團結」，這兩個字就是中華民國不會滅亡的關鍵，就是台灣走向世界的動力，只有團結才能抵擋一國兩制的壓力，才能保有幸福尊嚴、自由民主的國家。她努力告訴大家這4年她做了什麼，未來4年還要努力什麼，宋韓與她三人年紀加起來超過200歲，但不要忘記，競選總統目的是為了年輕人未來而戰。從SARS風暴、到非洲豬瘟來襲。

從八二三砲戰，到九六年台海危機。（中央社）總統蔡英文今（29日）天說，她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人，不會慷慨激昂，也沒有辦法隨時哽咽，更不會跪著走路製造娛樂效果，但她知道在做中華民國台灣總統時，必須挺直腰桿，在國家被威脅時，捍衛尊嚴。立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，是香港做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盡的責任……他們一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，因而極力地阻撓《基本法》第23條的立法工作……他們攻擊第23條立法為「惡法」，鼓吹「戰勝23條」，還妄稱要逼使第23條「永不立法」等……我們要認清他們的險惡用心，絕不能讓這種人竊取特區的管治權。

而《基本法》亦限制立法會制訂私人條例草案的權力，使立法會失去真正的提案權，而只剩下質詢權和否決權。親共派與民主派在支持度的差距持續收窄，在區議會選舉的層面甚至早已迎頭趕上。追求不受中共干預的真民主，就是所謂的「挾洋自重」，要將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。對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，要「還政於民」，就是對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否定，是阻撓先鋒黨復興中國。

港人治港的實質是中國人治港。文：徐承恩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民主派於1998年的選舉過後成功重返議會，卻再也無法回到早幾年的風光。

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取得成果，部分經濟掛帥的民眾就忘掉昔日的抗共情緒，甚至會為了商機而投中共所好。高度自治的前提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。民主派及親共派法律學者，此後一直為香港有否啟動政改之權力而激辯，其內容倒令人想起隨日本憲法學家美濃部達吉的「天皇機關說」而來的論爭：香港法律界根據普通法的憲制邏輯，認為《基本法》是限制中國政府在港權力的憲章，而香港的議會亦因此享有啟動民主改革的剩餘權力。中國答允容許殖民地政府於1991年在立法局引入18個直選產生的議席，但條件是要在《基本法》中增設23條，以授權特區政府以本地立法的方式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。

他們一方面透過街坊的人際網絡進行選舉動員，另一方面又以保守民眾的耳語散播反自由、愛黨國的政治訊息。若說先鋒黨的人大常委會只有備案權，更是對黨國的大不敬。這次抗爭充分表現民眾自發動員的力量，他們於抗爭過程中產生命運自主的意識，就想要以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實踐「港人治港」的承諾。隨著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疫區，市況亦因此變得蕭條，民眾因對疫症和經濟衰退的雙重恐懼而人心惶惶。

是以在主權移交後，在最大的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內出現浪接浪的退黨潮。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： 事隔六年，有人，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《基本法》的人，重新揀起英國人打出的「還政於民」的旗號，在群眾中進行煽動，製造混亂。

香港到春夏之交才控制住疫情，但已有近三百人因非典型肺炎病故，亦有8位醫護人員於疫潮染病殉職。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，是因為「外國勢力」從中作梗，再加上所謂的「崇洋媚外者」的煽動。

他們打著追求民主的幌子，散佈所謂「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」的謬論……在香港《基本法》第23條問題上，某些人也充分地暴露出他們敵視國家的真實面目。在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6週年紀念日，逾50萬民眾穿上黑衣遊行往政府總部抗議，擠滿香港島北部的抗爭人潮使朝野大為震驚。然而，英中兩國在1990年代初祕密談判時的其中一項協議，卻為2000年代初的政治風雲埋下伏筆。民眾及民主派皆擔心此法將侵害人身自由，但政府方面卻一意孤行。親商界的自由黨見眾怒難犯，亦見商界內部有意見擔心《國家安全條例》影響市場資訊流通，就撤回對法案的支持，使立法過程無限期擱置。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：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，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，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。

然而，當民眾好不容易才等到喘息的機會，政府卻表示將如常把《國家安全條例》交予立法會表決，並預期會於立法年度結束前三讀通過。特區政府於主權移交後，於直選選區引入比例代表制，這一方面使民主派無法再像早幾年那樣取得滑坡式的勝利，另一方面這種有利小黨的選舉制度亦為民主派的分裂帶來誘因：民主派本來就是一個鬆散聯盟，除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外，其成員在社會、經濟、民生議題上各有立場，甚至對民主發展的步伐亦未有一致的看法。

在新的選舉制度下，親建制勢力已篤定能佔據議會的多數議席，民主派能扮演的角色亦越來越有限。原先反對23條立法的新興公民團體，則紛紛改組為爭取「雙普選」的壓力團體，部分人士還要為參政做好熱身準備。

而同樣曾經擔任草委的中國憲政學者許崇德，則根據鄧小平的言論斥責民主訴求只是假議題。民眾對政府於疫潮期間的表現失當記憶猶新，又聯想起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差強人意的執政表現，如此就促成民憤大爆發。

他毫不含糊地指出：「對香港來說，普選就一定有利？我不相信……我們說，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、愛香港的香港人，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？」 湯華更進一步闡明，香港人反對《國家安全條例》立法，是不「愛國」的表現。他主張所謂的「港人治港」，是指由擁護中國的香港人管治香港。2002年，特區政府提出要根據《基本法》23條訂立《國家安全條例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： 事隔六年，有人，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《基本法》的人，重新揀起英國人打出的「還政於民」的旗號，在群眾中進行煽動，製造混亂。

反之，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，反映香港人不夠「愛國」，是「人心未回歸」之過。而《基本法》亦限制立法會制訂私人條例草案的權力，使立法會失去真正的提案權，而只剩下質詢權和否決權。

在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6週年紀念日，逾50萬民眾穿上黑衣遊行往政府總部抗議，擠滿香港島北部的抗爭人潮使朝野大為震驚。親共派卻根據黨國至上的邏輯，堅持中國是以超然姿態透過《基本法》向香港授權，因此只有人大常委會才有資格詮釋《基本法》條文中的空白地帶。

民眾對政府於疫潮期間的表現失當記憶猶新，又聯想起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差強人意的執政表現，如此就促成民憤大爆發。他甚至更進一步，反對「愛國不愛黨」的「港式愛國」，主張愛中國就要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領導： 如有的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、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、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。

文：徐承恩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民主派於1998年的選舉過後成功重返議會，卻再也無法回到早幾年的風光。這次抗爭充分表現民眾自發動員的力量，他們於抗爭過程中產生命運自主的意識，就想要以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實踐「港人治港」的承諾。然而，英中兩國在1990年代初祕密談判時的其中一項協議，卻為2000年代初的政治風雲埋下伏筆。在新的選舉制度下，親建制勢力已篤定能佔據議會的多數議席，民主派能扮演的角色亦越來越有限。

香港到春夏之交才控制住疫情，但已有近三百人因非典型肺炎病故，亦有8位醫護人員於疫潮染病殉職。當時英國因應香港人於六四慘案後的信心危機，便對中國進行遊說，希望中國能夠容許香港在主權移交前實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。

原先反對23條立法的新興公民團體，則紛紛改組為爭取「雙普選」的壓力團體，部分人士還要為參政做好熱身準備。高度自治的前提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。

若說先鋒黨的人大常委會只有備案權，更是對黨國的大不敬。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：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，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，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。